成长，是每个人必经的人生阶段，是由幼年到成年，由混沌到启蒙，由懵懂到文明的蜕变过程。巴赫金在《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》中这样定义成长小说：“时间进入人的内部，极大改变了人物命运及生活中一切因素所具有的意义。这一小说类型从最普遍含义上说，可称为人的成长小说。”①可以看出，传统意义上的成长小说叙述的是主人公经历一系列磨炼之后，实现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，包含生理、心理、精神等多个层面的成长，也伴随个体融入社会，走向复杂的成人世界。

而苏童对少年成长的关注，解构和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成长叙事，是典型的反成长。成长主体没有能够经历挫折和磨炼找到自己在世界中的定位，个体和社会始终对立、疏离。主人公并没有按照成长小说一贯的模式，在成长过程中得到引导和教育，反而表现出孤独、迷茫、无助。他们甚至试图去对抗、反叛外部世界，但弱势个体的成长之路不断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和侵蚀。最终他们既无法融入主流社会也无法保守自己的本真，无可避免地走向沉沦和堕落。

苏童的《舒家兄弟》②书写了主人公舒农破碎的成长片段，是苏童反成长叙事的代表性作品。本文以《舒家兄弟》中的成长叙述为例，探究舒农成长悲剧的形成原因。除了《舒家兄弟》之外，反成长叙事在苏童的作品中高密度出现，具有普遍性和覆盖性，探微这些文本，背后是作者关于“文革”的独特回忆和反思，以及对成长问题的哲理性思考。然而，苏童的成长主体始终在成长的路上徘徊迷茫，并不是塞林格笔下那个“麦田里的守望者”，他的成长写作仍有广阔的空间和前景，“成长”未完待续。

一、 《舒家兄弟》中成长悲剧的外因

《舒家兄弟》中的舒农是生活在香椿树街上的边缘人。家庭暴力、学校排斥、社会嫌弃，所有的人都孤立排斥他，挤压他的生存空间，他与周围异化的空间形成对抗和冲突，他曾试图反抗周遭的话语体系却遭遇失败，走向沉沦。最终他通过自我毁灭结束了成长之路。舒农成长悲剧的形成因素是复杂的，《舒家兄弟》中着重放大外部的社会群体、家庭父权和内部的主观欲望这三层内涵。

从客观的外部环境来看，“文革”时代下香椿树街的沉沦社会，舒农作为本真的个体与他生存群体形成对立冲突，家庭中暴力罪恶的父亲压榨他的生存空间，传统文学中父亲的崇高形象被彻底摧毁。

苏童在《舒家兄弟》中多次暗示故事的时代背景，两次提及“这是一九七四年秋天的一个傍晚”，点出香椿树街沉沦世界的现实依托。“文革”的革命狂热造成了理智缺失，物质、精神的双重匮乏，个体已经消失，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中整个社会群体都是沉沦、混沌的状态，恶劣的外部环境直接破坏了少年的成长。

《舒家兄弟》中的香椿树街就是“文革”时代的缩影，香椿树街竖立着三个大烟囱，嘈杂喧闹、拥挤脏乱，在《城北地带》中苏童借沈庭方之口点出了他眼中的香椿树街，“类似的邻里风波往往在不偏不倚的舆论裁决中结局，没有绝对的胜方和负方，公正之绳本身也是模糊和溃烂的，就像街上随意拉起的晾衣绳，或者就像工厂从香椿树街凌空高架的那根输油管道，人们每天从此经过却易于忽略它们的存在”。这样的生存环境混乱无序，邻里关系不和谐，人们冷漠自私、缺乏公正正义，在这条荒诞的街道上每天都发生着各种各样丑恶的事，苏童写的这个南方生活群体充斥着人沸腾的欲望，人性扭曲而丑恶，而舒农是生活在这个混乱群体中的边缘人。

在小说中，除了舒家和林家之外，这群旁观者一直被称为“人们”“他们”。“人们”“他们”作为称谓有一种模糊不确定性，缺少个人的特征表现和真实感。文本中对旁观者这样的书写还有好几处，香椿树街群像总以“人们”为单位整体呈现，换言之，他们根本不存在个人的特征，他们已经是一个人性缺失的整体。他们的日常生活没有什么本质差别，社会秩序混乱，家庭伦理坍塌，是这个世界的普遍现象。父亲老舒和邻居丘玉美每晚在楼顶偷情，舒工和涵丽还未成年就开始重复他们父母的偷情行为，香椿树中学的老师们普遍厌恶舒农，老师同学们都以看到舒农受罚为乐，酱油店的女人们整天传播谣言，糖果店的老史强奸了少女涵贞。香椿树街的游戏规则是一致的，他们人性丑恶，虚伪冷漠、沉迷欲望。这个群体中的个体是被掩盖的，就像一个个复制粘贴的人物。苏童自己也说，“香椿树街人对事物很敏感，但不善于采用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方法”。这个生活群体普遍处于迷失的深渊中，构成了一个整体性的沉沦世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