生理学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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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路上

我没有吸毒的体验,却总感觉写诗和吸毒差不多,上瘾意味着一种生理上的需要。不如此,恐怕很难走得远。

我当然知道,走得远不能与成就成正比,但一个事实是,诗人永远都在路上,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走成路边的草。

写诗的同时我也在编诗,后者占去的时间及精力远多于前者。这么多年,诗的大潮此起彼伏,诗歌观念和艺术主张更换内衣似的频繁,但给我的感受是,诗歌就那么两种:好的和不好的;作者也只有两类:诗人和写诗的人。有的时候,写诗的人可能会和诗人写得一样好,一样出色,但人却是不一样的,不是才华上的不一样,而是活得不一样。

其实,写诗一直是一种笨活。我的意思是,至少你得坐在那儿老老实实地花些力气,费些精神。原因很简单,无论写什么怎么写,思考都是第一位的,当人纹丝不动时,思想才更有可能蠕动。艺术上的天才是可能有的,但,凡是有贡献的艺术家,似乎都要经历这样一个公式,那就是人人都熟知的十分天才加上九十分勤奋。

时间终将收回一切赝品。如果诗写得好就不用着急,要是写得不好,怎么着急也没有用。一些人口口声声厌恶政治,可现实中,他们的行为做派跟政客四处拉选票没什么两样,这都是留给下一个时代的笑柄。如今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:“中国人穷得只剩下钱”,那么,我们愚蠢得是否只剩下聪明。

我从没有否认诗人也是普通人,甚至有些方面还不如普通人。即便如此,你也必须满身缺点地站在比普通人更高的地方,就好比歌唱家无论人品怎样,音质如何都得站到舞台上。同时,你还要认真区分时尚与真理之间的差别,尽管有时时尚比真理更像真理。问题是,许多时候,我们已经接近了真理,但因为欲望或别的什么,而又离开了它。从这个角度看,淡定似乎比勤奋更重要。

就在今天中午,我到作协食堂吃饭,同桌的一位搞文学理论的同事说:“诗人是病句的制造者,一首诗没几个病句,还叫诗啊。”我知道许多人都这么看,但搞理论的人也这样认为却让我吃惊。他肯定是在胡说,可你却很难责怪他,因为当下充满病句的诗歌作品太多了。无论如何,诗人更应该是遵循语法的典范。在我看来,语法及一切约定俗成的东西都是沉重的镣铐,而诗人恰恰是戴着这些镣铐跳舞的人。区别在于,一些人跳得舞姿翩翩,你一点都看不出那些镣铐对他们有什么束缚,而另一些人则截然相反,他们跳得很狼狈,踉跄得好像随时都会摔倒,并因此引来阵阵哄笑。写到这儿,突然想起大江健三郎先生说过的一段话,大意是:不是作家选择了文体,而是文体选择了作家,是主题选择了作家,素材选择了作家,作品思想选择了作家,语言及修辞方法选择了作家。他说得太对了,一些人把诗写成那样,我把诗写成了这样,真的就是被选择的结果。

我不是一个宿命论者,也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,相反,我时常觉得自己还差那么一点就能看到生活深处的东西了。而这一点,可能就是让水瓮装满的最大那滴水。然而我也清楚,为此我还有许多事需要做,或者说还有很长一段路需要走。

那就继续走呗,哪怕下一步就会成为路边的草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