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没有吸毒的体验，却总感觉写诗和吸毒差不多，上瘾意味着一种生理上的需要。不如此，恐怕很难走得远。

我当然知道，走得远不能与成就成正比，但一个事实是，诗人永远都在路上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走成路边的草。

写诗的同时我也在编诗，后者占去的时间及精力远多于前者。这么多年，诗的大潮此起彼伏，诗歌观念和艺术主张更换内衣似的频繁，但给我的感受是，诗歌就那么两种：好的和不好的；作者也只有两类：诗人和写诗的人。有的时候，写诗的人可能会和诗人写得一样好，一样出色，但人却是不一样的，不是才华上的不一样，而是活得不一样。

其实，写诗一直是一种笨活。我的意思是，至少你得坐在那儿老老实实地花些力气，费些精神。原因很简单，无论写什么怎么写，思考都是第一位的，当人纹丝不动时，思想才更有可能蠕动。艺术上的天才是可能有的，但，凡是有贡献的艺术家，似乎都要经历这样一个公式，那就是人人都熟知的十分天才加上九十分勤奋。

时间终将收回一切赝品。如果诗写得好就不用着急，要是写得不好，怎么着急也没有用。一些人口口声声厌恶政治，可现实中，他们的行为做派跟政客四处拉选票没什么两样，这都是留给下一个时代的笑柄。如今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：“中国人穷得只剩下钱”，那么，我们愚蠢得是否只剩下聪明。

我从没有否认诗人也是普通人，甚至有些方面还不如普通人。即便如此，你也必须满身缺点地站在比普通人更高的地方，就好比歌唱家无论人品怎样，音质如何都得站到舞台上。同时，你还要认真区分时尚与真理之间的差别，尽管有时时尚比真理更像真理。问题是，许多时候，我们已经接近了真理，但因为欲望或别的什么，而又离开了它。从这个角度看，淡定似乎比勤奋更重要。

就在今天中午，我到作协食堂吃饭，同桌的一位搞文学理论的同事说：“诗人是病句的制造者，一首诗没几个病句，还叫诗啊。”我知道许多人都这么看，但搞理论的人也这样认为却让我吃惊。他肯定是在胡说，可你却很难责怪他，因为当下充满病句的诗歌作品太多了。无论如何，诗人更应该是遵循语法的典范。在我看来，语法及一切约定俗成的东西都是沉重的镣铐，而诗人恰恰是戴着这些镣铐跳舞的人。区别在于，一些人跳得舞姿翩翩，你一点都看不出那些镣铐对他们有什么束缚，而另一些人则截然相反，他们跳得很狼狈，踉跄得好像随时都会摔倒，并因此引来阵阵哄笑。写到这儿，突然想起大江健三郎先生说过的一段话，大意是：不是作家选择了文体，而是文体选择了作家，是主题选择了作家，素材选择了作家，作品思想选择了作家，语言及修辞方法选择了作家。他说得太对了，一些人把诗写成那样，我把诗写成了这样，真的就是被选择的结果。

我不是一个宿命论者，也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，相反，我时常觉得自己还差那么一点就能看到生活深处的东西了。而这一点，可能就是让水瓮装满的最大那滴水。然而我也清楚，为此我还有许多事需要做，或者说还有很长一段路需要走。

那就继续走呗，哪怕下一步就会成为路边的草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