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是生生哲学。朱子继承儒学重视生生的传统，以“生生之理”释“仁”，明儒承之。黄宗羲《明儒学案》是一部明代儒学发展史，是以王阳明良知学为中心展开的，也是中国生生哲学的新阶段。明初诸儒重视生生。魏庄渠说：“天地生生，只是一团好气，聚处便生，人具此生理，各有一团好意思在心。”(《崇仁学案三》)[1]50夏东岩说：“吾儒之学，静中须有物，譬如果核，虽未萌芽，然其中自有一点生意。”(《崇仁学案四》)[1]68薛敬轩说：“人恻然慈良之心，即天地蔼然生物之心。”(《河东学案上》)[1]117“仁是嫩物，譬如草木，嫩则生，老则枯。”[1]122这都是从生生哲学出发对儒家核心观念“仁”的解释。王阳明重提孟子的“良知”，包含并取代孔子的“仁”，开创了良知学。从此，“良知”，或简称为“知”，成为明代儒学的核心议题。王阳明同样以“生生之理”解释仁、良知。王阳明说：“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，虽弥漫周遍，然其流行发生亦自有渐。惟其有渐，所以必有发端处；惟有发端处，所以生生不息。”(《姚江学案》)[1]205“天地生意，花草一般，何曾有善恶之分。”[1]260王阳明很重视“理”，这体现了心学理性化成果。但同时王阳明强调即体即用，也就是即理即气，因此对气的作用也很重视。良知是生生之理，其流行发见，就是生生之气，体用实不可分，体现了生生哲学的体用关系。阳明后学对生生哲学从不同角度做了进一步深入发展。

一、生 几

王阳明之后，浙中王门继承发展良知学，特别强调“用”，于是对“生机”“气机”“真机”格外突出，讲得较多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随着即工夫即本体的确立，对从“已发”作用体证“未发”本体的重视，良知学对内丹学有了进一步的吸收，还重视“呼吸之机”。

钱绪山直接讲“知”。他说：“充塞天地间只有此知。天只此知之虚明，地只此知之凝聚，鬼神只此知之妙用，四时日月只此知之流行，人与万物只此知之合散，而人只此知之精粹也。”(《浙中王门学案一》)[1]226而他常常从生机、真机、气机说明知体：

天地间只此灵窍…则真机活泼。[1]226

思虑是人心生机，无一息可停。但此心主宰常定，思虑所发，自有条理。造化只是主宰常定，故四时日月往来，自不纷乱。[1]226

此心从无始中来，原是止的，虽千思百虑，只是天机自然，万感万应，原来本体常寂。[1]227

知是本体，本体常寂常止，同时常感常动，千思百虑，都有主宰，都有条理，都是天机自然，不假人为。

钱绪山主张摂感以归寂，王龙溪主张即寂即感。钱绪山注重未得本体之前的格物工夫，着重于在应感之迹上为善无恶，逐渐恢复本体之无；而王龙溪主张即本体即工夫，寂然不动之本体流行于应感之迹用，更接近王阳明晚年化境。王龙溪主张见在良知，因此更加侧重即用见体，因此对于“生机”、“天机”“真机”更为强调。他说：

天机无安排，有寂有感即是安排。(《浙中王门学案二》)[1]242

古人说凝命凝道，真机透露即是凝。若真心透露前有个凝的工夫，便是沉空守寂。[1]243

致良知是从生机入手，乃见性之学，不落禅定。[1]243

良知是天然之灵窍，时时从天机运转。变化云为，自见天则。[1]244

良知一点虚明，便是入圣之机。时时保任此一点虚明，不为旦昼梏亡，便是致知。[1]246

吾人心中一点灵明，便是真种子，原是生生不息之机。[1]247

良知之主宰，即所谓神；良知之流行，即所谓气，其机不出于一念之微。[1]250

见在一念，无将迎，无住著，天机常活，便是了当千百年事业，更无剩欠。千古圣学，只从一念灵明识取。[1]251

王龙溪直接指出，“生生不息之机”就是人们心中的一点灵明，就是良知一点虚明，就是见在一念，这一念天机常活，是性体自然之觉，时时从天机运转，变化中自见天理，即神即气，生生不息，是入圣之机。因此，致良知是从生机入手。“良知本顺，致之则逆。目之视，耳之听，生机自然，是之谓顺。视而思明，听而思聪，天则森然，是之谓逆。”[1]250

王龙溪提出了“性”与“息”的关系问题。他认为：“性体自然之觉，不离伦物感应而机常生生。性定则息自定，所谓尽性以至於命也。”[1]270他发展了阳明良知学中的道教内丹学因素，进一步吸纳了天台宗止观法门，更指出，生机也就是呼吸之机。其《调息法》说：